－－日本人總以為“思想”來自外面。
我所敬愛的朋友曾經在哪個上面寫過（本想準確地引用，卻想不起在哪本書上看到的。所以不得寫明作者）。
在此“思想”指的是能夠融入其他文化圈裡的－－即普遍的－－思想。我們能夠想到，舊有佛教、儒教或天主教、回教，新的有馬克思或實存主義等。
當然，我沒有說要對過去的日本沒有產出這種東西感到內疚。要產生普遍思想，必有文明上的地理或歷史的條件。比如，具有多種多樣文化的群組在某一地區互存，有時互殺，在這樣的條件下，歷史一旦成熟（雖表達不明確），會出現超越群組的普遍思想。這些又經過取捨，人們逐漸服從一個普遍思想，最後得到秩序的穩定。
對中國而言，如春秋戰國諸子百家思想群中，儒教終於獲勝成為國教。或如，古代中國土俗中生育的家族主義，由孔子給予超越大陸內部諸族程度的普遍性。
總之，在日本沒有自力展現此類。
“不可能吧。”
約十年前，我和一個偏向日本的德國人說類似的內容時，他便換成美術的例子安慰了我。
他說：如今作為全球性的趨勢，在建築、室內裝飾或家具上，日本人的嗜好被譯成另外一種形象並具有普遍性。
“只不過是日本人沒有感覺到。”他指的是，活用木材本身雅興的‘白木①’的多用等等。令人想起‘數寄屋②’建築的‘聚樂③’那樣簡明淺顯的牆面，或者是放棄家具雕刻的繁瑣並在簡潔形狀中找出品格的那種傾向等，亦得說明是日本的影響。
但是說到這程度的事，大多的民族都曾經對全世界的造形思想給予過影響。例如，古代西亞州人們發明的樂器影響了世界的樂器。另外，十九世紀的‘浮世繪④’對印象派畫家們給予影響。再有非洲民俗性的造形刺激了畢加索和他以後的藝術家們。
然而我在此要說的不是這類事情。我在思考的是，比如關係到人或國家根本的思想和日本式的原形。
話要離題，日本的古代實在難以掌握。連大和政權⑤如何成為古代日本有代表性的勢力也不得摸底。
到四～五世紀，大和政權仍只不過是相對上強大，並不是絕對的存在。直到六世紀前後依然存在著未失去獨立性質的諸氏族或族長，這麼看才比較自然的。我們應該更要驚訝，到了七世紀情況一變，一眨眼的工夫就出現由大和政權掌權的統一性很高的國家。但也難以設想在那時候有過戰國亂世似的大規模攻伐。這令人納悶。
可是這種怪奇現象在近代也經歷過。那就是１８６９年（明治二年）的“版籍奉還⑥”，僅用一個晚上就組成了統一國家。要解釋七世紀的奇怪，只要拉了一條叫“外壓”的輔助線就容易明白。一衣帶水的中國大陸，之前國家一直四分五裂，因此周邊各國太平無事。但五世紀起，隋朝統一帝國勃興起來，因而傳開了其衝擊波。此衝擊波，使得以往築造大小古墳的日本列島上的族長們共有對外恐怖心，因此‘羣小’突然把‘大’（這時為大和政權）作為盟主而服從之。衝擊波引起了這樣簡直是個力學性的現象。
順便說，七世紀的這‘外壓’並不是像隋朝煬帝攻打高句麗⑦那麼具體的外壓，而傳到日本的大多為消息。消息引起的想像變成恐怖，最後造成了共同感情。這一點類似於十九世紀發生的事。就是有關帝國主義列強的消息和消息造成了的要被侵略的想像和恐怖之共有引發了明治維新。
確實是過敏，而且建立統一國家也很麻利（但這種例子不限於日本。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古代到近代，成立統一國家都要模仿其他先進國家的體制）。
那麼關於六～七世紀的統一國家的組織法。當時大和的政治家和吏僚認為治理國家的中心是‘律、令、格、式’。他們想到只要引進這些，就如在淺茅原蓋起小房一樣，國家便很容易成立起來。他們的觀點令人不得不讚嘆。
畫蛇添足，‘律’是刑法，‘令’如行政法，‘格’為律和令的補充或例外性法規，而‘式’作為施行律令的細則。‘律令格式’雖然不是近代法，但是四者互相關聯，可以說是一個法律體系。‘律令格式’雖有悠久的歷史，但在隋朝的時候帶著新貨似的光澤完善的。
六～七世紀的日本引進了其大部分。不過不合實情的地方稍微改變了一點。隋唐律令制的土地制度是‘王土王民’制，即土地、人民都是皇帝一個人所有的思想。這個思想好像來自儒教。《詩經》所說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句話在當時的中國似乎成為慣用語（後來十四世紀在日本成立的《太平記⑧》裡也引用這句話）。如上述，如今埋在全國大古墳裡的族長們和氏族長們當中，部分在當時仍私有土地、人民而保持著獨立的傳統和氣勢，可一旦導入了包括土地制度的外來律令制，好似被施了奇術或魔法一樣，把那些全放棄了。這正是日本史持有的神秘玄妙（又添枝加葉，被稱作‘國造⑨’等的地方族長們，被任命為新官制之中的郡司）。
這樣一方面引進隋唐的官制，另一方面拒絕了最有歐亞大陸性的宦官，也沒有採取隋唐帝政的基礎：科舉之制。假如引進了這兩個，當時的日本可能會成為中國了（尤其採取了科舉考試制度，無疑連日語也接近漢語）。
更重大的是沒有採入作為‘面’的儒教。這麼說會引起誤解吧。為了慎重起見，給‘面’的儒教這種隨意的概念附下定義：即不是作為學問的儒教，而是溶進到民眾的，以孝為中心的血族（包括擬似血族）性宗教意識。由此會產生祭祀或葬禮的做法，又如同姓不婚等的禮儀或禁忌。要是引進了這些儒教所有一切的整體系統，日本肯定變成了中國社會本身。果然在日本，儒教幾乎是個學問－－即書籍，未成為具有馴順民眾之能力的普遍思想而展開（不僅儒教，基督教、回教等也如此）。
到此有必要言及佛教。可其影響很大，篇幅有限講不盡，以後再好好談。略微觸及一下的話，六～七世紀傳入日本的佛教，從印度來看，是很不可思議的。它是隋唐時代完善的鎮護國家的佛教，那始終是守護王朝或氏族的功能。平安初期的新佛教‘天台宗⑩’、‘真言宗⑪’對於這一點也沒有區別。它們雖然與奈良時代的佛教不同，具有救濟體系的一面，但還是沒有離開隋唐式鎮國的系譜。它們不具備能深入民眾個個並使其從骨髓裡頭思想化的作用。至於這個問題，以印度人民被泡進在印度教中的那麼顯著大現象為例去思考則較容易理解。
順便說，關於日本佛教與民眾的關係，因為有很特異的鎌倉佛教－－特別是‘淨土真宗⑫’中的‘妙好人⑬’那個精神事象，所以也不能如上一概而論。可是即使一概而論，也不會出那麼大的誤差。
“日本人總以為思想來自外面”。這句話正是名言。無論如何，日本從未有過像歐洲、中近東、印度或中國那樣，所有人全都被思想化的歷史。這不能說是幸運？可日本人卻嚮往思想。在日本，思想大都借書籍的形式傳來。奈良時代到平安初期，拼命跟唐朝往來的‘遣唐使’船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收進經典書籍，這聽起來非常悲痛。又在平安末期，可謂‘貿易政權’的平家⑭也賣力進口有關‘宋學⑮’的書等。再到室町時代，官貿易和私貿易（倭寇貿易）也是如此。
總之，歷代最大進口貨一直都是書。思想本來應該成為血肉而社會化的東西。但在日本，那樣不受歡迎。可是日本人又熱愛看思想書。這麼古怪的－－任情的民族，除了這島國，如果還存在於地球上，我務必去找，想知道是什麼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