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把敗戰（１９４５年）為止那段時期作為日本的近代――尤其作為官吏的歷史，其出發於明治初年的太政官①政府。使它成立的無疑是明治維新，但作為一個革命思想，無法否認它很貧弱。
口號只有尊王攘夷。它宛如對外壓的悲鳴，不像法國革命那樣，它不具有通達所有人類的理想，又沒有包含人類基本課題。
革命內藏的思想及熱氣，或者其標榜的理想好似遺傳基因，其果然限制以後（敗戰前）的歷史，或形成它，或規定它的器容大小。
“攘除異族，敬重大王”等口氣，恰如‘若眾組②’拿著棍子顯勇氣。儘管有點威勢，也成不了興起‘近代’那麼豐饒東西的主題。關於此事，可以想到大正末年（１９２５年）至敗戰之間，“近代”本身愈來愈瘦弱了的事象。
幕末的攘夷書生和處士，高唱保持鎖國才是聖旨而發動大暴亂，可結果太政官政府一旦成立，馬上開了國。據說當時，出自長州書生之身升為大官的井上馨③之處來了舊識人士問道：“何時出來了廢止攘夷的聖諭？”那麼井上表現出無濟於事的樣子，且咬牙地回答道：“那時不得不那樣”。
人這個東西，除非很了不得的，對出身的村莊市鎮（如今的母校或自己迷愛的球隊也包括在內）擁有放大自愛的愛情。
隨著社會變廣域化，這個土俗性感情要是輕度的話，成為一種幽默。但如果重度則含有血腥味，很不堪看。順口說，單單的民族主義與愛國那種高度倫理是兩碼事。
幕末的攘夷思想，在所謂革命的實踐方面，是要到處燃起可燃性很高的土俗感情。在政略上而言，憑此搖動實行“屈辱性”開國的幕府，以打倒它作為其目的。
民族主義這東西，本來應該安安靜靜地讓它睡覺。到處特意給它著火的那做法，應該說是出自相當高度的（或高度惡質的）政治意圖的操作。歷史上有很多例子，如果用這個手段來搖動好幾回，一國一個民族就會潰滅（可以想到昭和初年到太平洋戰爭的敗北）。
說到尊王攘夷，必須記住它亦是十三～十四世紀左右的進口思想。
此思想在中國史的某個特殊情況下產生的。
它在宋朝（９６０～１２７９）那個為了對應異民族問題而始終惡戰苦鬥的漢民族王朝之下誕生。想想，其他沒有宋朝那麼可哀的統一王朝。它把華北讓東北地區興起的通古斯民族征服王朝“金”給奪取，逃到南方後，在屈辱和閉塞當中保持了其餘命，但最後還是被蒙古毀滅。
宋朝以前的中國人可以說是文明主義者。當然他們對異族懷有野蠻感，但並不持有作為漢民族的民族主義。自己的優越性是理所當然的，也無必產生民族主義，更不必給它鼓吹。
可在宋朝迫切需要民族主義的鼓吹。有很多自身為漢人而當異族王朝的官僚，又有當漢民族宋朝之官的同時通敵賣國的人士。因此建立了“攘夷尊王（漢民族正統的王）”這種思想。它就是在宋朝的特殊狀況下釀造出來的一種危機思想，本來就沒有普遍性。
可它作為新思想來到十三世紀的日本。
對於在中國、朝鮮和日本的尊王攘夷思想的成立和展開的研究，我希望不要偏右又不要偏左，可那種書古今似乎沒有。
所以以下闡述的只能是外行的嘗試。在宋學界，這方面最早的思想家好像是孫泰山④。孫泰山從《春秋》（約公元前４８０年成立）中找來那類言辭發表了《春秋尊王發微》。概要地說，他只不過在古語中尋求自己思想的典故，其思想卻幾乎都是孫復的獨創，連尊王這熟語也是他第一次使用。順手下筆，儒教給血族的紐帶作倫理化，且講究官人之道，其思想裡原來沒有尊王或忠君的因素。
後來由歐陽修⑤、司馬光⑥以及著名的朱子⑦大成以前，宋學的思想家一直在講大義名分論和尊王攘夷論。
江戶後期的儒家太田錦城⑧只用幾個字表達了古代到近世的中國儒學史：“漢學善長訓詁，宋學善長義理，清學善長考證”。
添枝加葉，太田錦城所謂的義理，指把一個論理變崇高，並做成人們日常感情中覺得難以做成的事。或者應該說是，設置一個“正義”，給它論理，強求人們實行的體系――要更粗略地說是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話回到日本的事情。
不必說，宋學傳來的十三世紀以前，從未有過大大作為思想的尊王，又沒有當作思想的攘夷，更沒有‘大義’那種帶著宋學味道的觀念。何況‘名分’那麼像個象牙毛雕細工似的論理。
這可燃性極高的思想或許是貿易家平清盛⑨的時候，或者是鐮倉時代⑩的對宋貿易船帶來的有關宋學書籍傳來的。它既然是“正義”的體系，固然對當時的讀書界有很大的衝擊。
從另一面來講，日本的十三世紀是很好的時代。佛教產生了日本式新佛教，雕刻上也推出了強烈的現實主義。更顯著的是，開拓農民的政權（鐮倉幕府）成立於關東一事。
農地變成管理者所有。俗稱“武士”的大多自作農率領著叫“家子”的小農而大規模地結集，與以律令制那個古代正統制為盾的京都公家、神社寺院對抗，最終勝獲了“耕田者所有其土地”的權利。日本史開始走進與中國和韓國完全不似的歷史，是鐮倉幕府這個基於素樸現實主義的“百姓”政權誕生了以後。我們要為此自豪。
他們與京師的公家、神社寺院不同，擁有土著的倫理。
“唯惜名”
不要做無恥的事，這樣的坂東武士⑪精神給其後的日本非貴族階級強大的影響，這至今仍活在部份瀟灑利落的人們中。
順便添補，新進口的宋學上講的‘夷’不存在於日本。於是某些智慧之人――京都公家以及依賴於他們的真言、天台學僧們，則強制把成立於坂東的大小農場主們政權作成“夷”（宋學性名分論多是這樣穿鑿附會的論理）。
後醍醐天皇⑫和其側近廷臣，經過宮廷內紛逐漸變成宋學思想之虜。而最後他幻想飛越日本古來的天皇這歷史性存在，並與武家作對，動起了南北朝大亂。
亂之後以此事作故事的《太平紀》自然有宋學的影響。但宋學浸透日本思想還需要一段時間。
宋學在其老家中國，由朱子完善並精密化（以下把宋學叫做朱子學）。爾後在元明清之世，被認為科舉考試應當基於朱子學。後來在朝鮮也出朱子學者李退溪⑬，他對日本也有過影響。
朱子學的愛論理之性，以及比現實更要重視名分之風，由於其被作為官學，帶來了弊害。尤其在李氏朝鮮⑭末期，官僚們始終鬧神學論爭，固執於朱子學的一價值論，從某種意義來看的話，令人覺得好像朱子學才是亡國之因那樣，連續發生了悽慘的政治事態。
在日本，德川幕府也以朱子學為官學。但在日本，江戶中期幸虧出現多樣的思想，朱子學已非唯一不二。例如，萩生徂來⑮和伊藤仁齋⑯的立場屬於此類，那學問幾乎是人文科學，他們攻擊了朱子學的空論性。徂來的實證主義早於清朝的考證學半世紀，對江戶期思想有過理想的影響。以下是餘談，只限儒學的一面來講，可以說日本與以朱子學為唯一價值的朝鮮在此期前後走進各自的路線。
但是日本唯一一個有可懼的朱子學幻想沉澱的土地。那是水戶⑰。
被稱作水戶黃門的德川光圀⑱，很早企劃編纂日本史的大事業。恰巧明朝遺臣朱舜水⑲逃避異族清朝之手，亡命到此地，光圀預以厚待。
在這種氣氛裡，光圀召集學者繼續修史事業，直到他逝世後還續行。儘管該事業壓迫了水戶德川家的財政，竟然也繼續了二百多年。這漫長性，可說是日本史稀少的偉觀。
其修史態度，在搜集史料及史籍的校訂、考證方面有優勢，但在編寫方面由於其立在明確“義理名分”、糾正忠臣叛臣之別這樣徹底的宋學價值觀，所以對後世幾乎沒有價值。光圀作了雄大的浪費。
但是，到幕末水戶成為朱子學尊王攘夷的中心存在，確實是因為此事業。簡單說，宋學的亡靈似之物，好像古炸彈爆炸似地炸通了封建制的墻壁。
可令人感到滑稽，由此打開的景色是近代。這矛盾隨後一直持續，現代還存在於某處。
以下是夢想。如果江戶後期，盧梭思想被漢譯並傳到日本，那麼這種群組的參加會使明治維新的思想器容變大。
現實中，其思想後來（明治十年前後）傳到。革命政權是守護革命思想的。遲到的思想，當然被作為危險思想。
明治維新，對於思想器量而言，決不堪自贊。而且明治以後，在教育方面，連江戶期的日本式“諸子百家”思想也沒上課堂講，而長年來存命的是宋學（水戶）思想。在左派當中也延續了水戶思想那麼固執於名分論的歷史。
過去無法置換。但無論深淺，能對此感到苦味的情緒是不是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