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韻學家，好像學問幾乎都在腦子裡，發表出來的是極少一部份。
藤堂明保①先生，應該說他是中國音韻學的碩學。前幾年他逝世時，我感慨地想，他腦子裡的古代中國的音韻都要到天堂的甚麼地方去？
話題要稍微換個方向。唐代，在西域繁榮著一個叫作于闐②的王國。“うてん”是日本的讀音（漢音）。現在它換漢字為“和田”。‘闐’和‘田’在現代漢語中都念成‘tien’，所以沒問題。但我不能理解‘於’ （yü）為何變成‘和’（kho）。
昭和五十年（１９７５）初夏，我去那地時，向藤堂先生問了那是為甚麼。那麼這個人在自己嘴裡嘟嘟喃喃後說：“想起來了。秦漢時代，‘於’是摩擦上口蓋（像咔痰）的‘喝’（ kho）的音，就跟‘和’一樣發音。所以不知何時拿‘和’字作它吧”
藤堂先生為甚麼能知道公元前的音，我似乎聽到魔法故事。
藤堂先生在學園紛爭③時，捨棄了東京大學教授的職位。對此事，我也有些意見，但在這裡保留。
要寫的是其後的事。他正經地說想做糖果店。而且是零售店。說要把浦和④的自宅改造成店鋪。
這人所說的糖果指中國的牛奶糖。那不好吃。
而藤堂先生說它不會壞，久能保質，所以比燒麥強。好像是落語⑤中講的武士商法⑥。
“誰來看店？”
“我來。因為媳婦不願意。可我要去東京時只好關門”
此事幸虧最後沒有實現。但對藤堂先生來說，不管其商才，要以勞動糊口並繳納相當的稅款。對這點，他從骨髓裡是個市民，應當說是明治國家製造出來的健康國民。
說實話，這個人是伊賀⑦上野⑧藤堂家的直系子孫。那松尾芭蕉⑨則是藤堂先生祖先的最低層家臣。
我年輕時，曾仔細觀察過伊賀上野城，對其設計的規模和建築的堅牢程度感到驚訝。因為藤堂家長年擔任此城的城代⑩職，所以我想他家應該保留著古文書和美術品、什器之類的東西。可我問時，
“一點也沒有――”
他卻瞪著眼回答。接著，
“明治維新可能是非常徹底的革命”
他這句話給我留下強烈的印象。我自認為是明治維新禮贊者――表達有點奇怪――，我感到藤堂先生的述懷很爽快。順便說，藤堂先生的老父在明治末年畢業於大學後沒找到工作，便到中國農村當了師範學校的化學老師。
明治維新是，以成立國民國家並從殖民地化的危難中把日本救出來為目的，一口氣否定封建社會的革命。
例如在大坂，給諸藩貸莫大錢款而繁榮興盛的金融業，除了鴻池⑪以外，其他的在一夜間全被剝去財產，拋到馬路邊上。
再有全國三百萬的士族和其家族都失業。農民該繳的稅還從大米換成現金了（明治四年施行的金納制）。
拿現金繳付是幾乎不可能的。江戶期，幕府和藩原則上都是自作農⑫主義，所以很少有小作農⑬。而自作農也維持了自給自足的生活，手裡一般沒有現金。因此他們向有現金收入的行業（如造酒業）求助，有時還贈送一升酒，把自家田地所有權轉讓出去，並約對方代替繳納稅金的同時，自己當他們的小作農。
――明治維新不是革命，而是權力的推移。
一時流行了這種說法，可對“四民”來說，事實沒有那麼輕鬆。因為它一下子否定了封建制，沒有一個獲利的“階級”。它的成立，同時損傷了整個社會。對於這一點，不能與為無產階級的法國革命以及為農奴的俄羅斯革命同日而論。
不過，好像也有例外。眾多人說只有赴東京當官的人――太政官⑭政府――嘗到了甜頭，並憎恨他們。由於此憎恨，明治初年的東京政府（太政官）好似漂浮在不平大海的孤島一樣。連島津久光⑮也仇恨此政權。
但久光的事情關係比較複雜。他是薩摩藩的藩父。那薩摩藩與長州等聯手打倒了幕府。而太政官否定了‘藩’本身，久光就等於上了家臣們的當。他是很頑固的朱子學者，當時雖然希望過一部份的改造，但並沒有想要國家一新。
久光一直咒罵西鄉隆盛⑯是安祿山。西鄉為難了。藩主家說他是逆臣，這對他相當於腐蝕活力一樣的打擊。順手下筆，胡人安祿山受唐玄宗的寵，受託統轄邊境唐軍。安祿山後來率領其軍攻擊首都長安，追逐玄宗，暫時建立了新王朝。西鄉之所以辭掉新政府官職並回到鹿兒島，感情上的最大理由是久光的咒罵。
換成久光的角度，他夢也沒想過新政府趕做版籍奉還⑰。可在明治二年敢行了。據說久光此時憂悶憤慨，在鹿兒島郊外的‘磯別邸’獨居飲酒，並叫煤炭船駛到錦江灣⑱，通夜玩賞了只為他一個人放的煙花。明治維新帶來的精神上打擊最嚴重的，也許是日本第一勝者的島津久光。
久光也憎恨大久保利通⑲。
上述兩人雖然是太政官兩個巨頭，但革命成功後，好像都忘了笑臉似的。這應該是因為主家連他們的人格也否定掉了。
以上幾例，我想說日本的國民國家與法國革命和俄羅斯革命相比，前者是在其嚴重的性質上成立的。
明治初期的記者，珮服大久保的舊幕臣福地櫻痴⑳形容大久保為“渾身是政治家”，並承認此人才是打定明治國家基礎的。說“沉默和慎重是大久保的自我表現，每仰視其風貌，似乎‘見到北洋冰塊’”（《甲東先生逸話》）。對於立足在否定舊主的大久保而言，除了拿出福地所說的‘冷血’並把所有熱情注入國家建設以外，可能沒有別的做法。
大久保不愛凡儒教性的思辨性，但也不迷信歐洲，而且推進文明開化時沒有輕佻之處。他一貫冷嚴或冷酷地注視現實，太政官當中也沒有不珮服大久保的。例如長州派的伊藤博文(21)，雖然是木戶孝允(22)的乾弟，卻接近大久保，使木戶不愉快。
如果不想到這樣的大久保也一輩子（明治十一年被暗殺。４９歲）沒有赦免於違背舊主家那種動搖倫理基礎的呵責，我們不能理解好明治初年的時代。別說大久保，明治初年的大部份太政官重要成員，雖政治上奪取了舊主的統治權，但卻對舊主家懷有複雜的感情，並以禮節補足那感情。這事可以舉出很多例證。他們心裡肯定有高度意義上的內疚。
據說大久保的手下帶著案件來到他的內務卿室，他便以獨特的形式做政務裁決的回答（同上）。形式有三種。第一：他說“那件會上御評議吧”。這表示有斷行的意志（添枝加葉，當時薩摩人對年少人也用丁寧語(23)）。
――那件我要深思。
這話意味保留或要調查。最後要否定時這麼說：
――那件可能不上御評議吧。
這語法，使他好像是個背後有神的司祭，照語法解釋的話，並不是大久保來作決定，而背後存在的聖性作決定（當然不是它決定）。
可以說大久保或太政官的權力就是成立在這語法上的。諸藩的低層武士們要追逐將軍，沒收他們舊主諸侯的統治權的同時，還要做成四民平等，並創造此前日本沒有存在過的“國民”，便需要佛教所講的聖性虛空。
如果使用已灌入惡意的“天皇制”這個術語來處理明治維新及明治期的事情，那麼恐怕歷史會成為塑料模型。
我曾與過世的作家有馬賴義(24)先生一起旅行過。
在旅館飲酒時，他說：
“你是戰爭末期的速成將校，而我不是。這不是賣瓜，我是關東軍的老上等兵。”
這麼顯擺。在這種方面，明治國家創造的平等主義被繼承得很激烈。此人父親•賴寧是伯爵、農林大臣，而且曾是久留米藩主。母親出生於皇族•北白川家。這種家的子弟淡然地被徵為一個兵卒，這種事在同時代的歐洲也許不可能想到。
順便說，上述的藤堂先生比有馬先生小一歲。這人被徵調到中國戰線，最後也只不過是軍曹。聽說那時他背著腰腳不健強的師團參謀小佐行軍。真如藤堂先生所說，“明治維新是徹底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