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國形狀(この国のかた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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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本的〝近代〟
司馬遼太郎
江戶期,可以從武士的一面去理解。
但是,從商品的生產及流通的異常盛行的一面來看,其性質會更加清楚。
例如忠臣藏①的戲劇或講釋②是武士的故事。為接待敕使而擔任臨時儀典主持的播州③淺野家年輕主君登台後,受高家(儀典長)吉良④的欺負。
有一段這樣的情景。就因為吉良的刁難,淺野家慌忙請託整個江戶的榻榻米店作榻榻米,最後差點沒趕上⑤。我不知道此故事的真假,可憑當時江戶經濟城市的實力,應該完全可以實現。
另外,眾所周知赤穗⑥具有創造超級名牌‘赤穗鹽’的能力。這也是淺野家福氣的來源,可令人更加驚訝的是,這瀨戶內海北岸的鹽竟然流通於全國的當時經濟社會的現況。對這一點而言,那只能說是近代社會。
描述另外一個情景。當時,這長大的日本列島沿岸,輸送商品的迴船⑦密密麻麻地旋航。
對北前船⑧來說,每艘要出大坂灣時,首先裝載在六甲山⑨麓榨作的菜籽油或棉布。隨後必定停靠赤播外港裝入赤播鹽。又如伊預⑩的髮油⑪、蠟燭材料的蠟和絣⑫,周防⑬的紙等等,上載各地的商品。一邊把這些東西賣到日本海航路上的各港灣,一邊買進各地的物產,中途還在敦賀⑭裝席子(在北海道裝載肥料用乾鯡時的包裝材)。
到了松前⑮裝乾鯡及昆布(海帶)等後,船舷顯得死沉死沉。乾鯡是要賣到大坂的靫⑯(全國性金肥⑰的批發街),後又到河內⑱等棉花產地的土壤中變成棉,再被運到全國。
再看看另外一面。就是識字率。江戶中期以後的日本的識字率或許是世界第一。
除非士族,讓子弟習字不是為了閱讀聖賢之書,而是企望農村或町方的孩子們去奉公⑲時會記帳。如果沒有學問,乘船不能當船頭,入商鋪不能升手代⑳、番頭(21),入工匠之門也不能當棟梁(22)。這也是近乎近代的情景。
又另外在大坂和江戶,劇場盛行,常設相撲興行。畫蛇添足,這些均――不是由貴族保護――由大眾的入場費來運營。看到如今的大相撲,我不由感到很新鮮的驚嘆。
事物具有質和量。
教人這些的不是學校或教師,而是商品經濟社會。沒有一個憑義氣買赤穗鹽的人。這裡毫無隙縫,使得朱子學的思辨性以及將軍、大名的權利權威能夠鑽進去。
文藝復興以後,我們日本人讀過很多關於興起個人自覺的事情,但在江戶期的日本也已開始類似的現象。比如中世時,個人意識雖然略微開始發芽,但人們卻像一嘟嚕葡萄,一族一同連串。可到商品經濟盛行的時代,買賣東西和借貸金錢都讓個人面對風雲。
在那種社會,無法以敬拜神佛而期望保祐,家格權威也沒有用,於是人們不得不具有現世人類主義和力戒自身的自律性。
另外,決定東西的價值不是權力,而是行市。人們不知不覺地成為合理主義者。江戶中期前後起,在人們沒有意識到之間,“近代”的潮位已經漲到腰桿子高。
舉幾個專有名詞更能清楚。例如萩生徂徠(23)不相信儒教學說,而重新換角度來觀察‘物’和‘事’,以把儒教作成掌握世間的新學問。安藤昌益(24)則觀察了沿著太平洋航路進入南部藩(25)的商品經濟產生金融業,並使自給自足的農民逼迫冷落的狀況,便本著病理解剖學家般的態度解析社會結構。
另外還有三浦梅園(26)。他覺到大自然中存在條理,投入生涯尋找其定律,並展開獨自的辯證法性論理學。
比他們還要獨創的是,大坂名號‘道明寺屋’的醬油批發商兒子•富永仲基(27)。或者是大名金融業者‘升屋’的番頭•山方蟠桃(28)。
仲基以人文科學似的冷嚴態度篩洗了夾雜物很多的佛教思想,最終主張日本一向珍重的包括法華經及阿彌陀經等在內的大乘佛教不是釋迦的教說,而是釋迦以後過了五百年後有人創作的(《出定後語(29)》)。他的作業也帶來了讓厭惡佛教的國學家(如本居宣長(30))高興的副效果。
蟠桃不僅科學性地驗證中世以來成為固定概念的‘物’和‘事’,還要稱量其細片並進行取捨。在他的著作《夢の代》裡排除一切神秘主義,展開了主張鬼神不存在的無鬼論。與仲基的論理不同,要推進蟠桃的論理,自然而然否認神佛。
他們並不是奇矯之人。除了夭折的仲基,像蟠桃那麼誠實,對主家盡忠,又沒有私心的人,可以說江戶期大名的家老當中也罕見。
明治政權向歐美買了“近代”。就是以學問或技術的形式進口它。因此“近代”的語感上多帶有高貴藥的形象。
那些“近代”,即使少量也曾存在於日本,明治政權的人們或不知道,或置之不理。
要把歐洲的近代精神逐條寫出來,那麼之中一個可能是宗教性權威的否定。這事可見於上述的仲基。第二就是科學性合理主義和人格的自律性。這個以上述蟠桃和梅園為代表。第三可舉人類主義,這可以讓井原西鶴(31)做代表。
假如明治維新成立時,在日本本身的“近代”要素(或是風土)上面銜接歐美近代的話,應該很有意思。這樣雖然是追悔莫及,但我想明治國家的終結點•昭和初期也不會變成思想那麼瘦弱的社會。
無論怎麼說,使明治維新成功的是雄藩的低層武士,而他們的教養只不過是朱子學性(少數為國學性)的。
但唯一一個能夠代表上述的潮流(作為風土上的近代主義者,或者當鋪才谷屋分家之子),那是坂本龍馬(32)。可惜,他在政權成立前夕殉難了。
《超克近代(33)》,這是衝擊戰時(昭和十七年)知識分子的意見群。戰後,僅其標題脫離其內容,被認為是對戰時的軍方領導起了調整性作用的意見群,並受到了批評。
據說這標題是由河上徹太郎(34)起的。在這標題之下結集了小林秀雄(35)、龜井勝一郎(36)、西谷啟治(37)、林房雄(38)、下村寅太郎(39)等人士。
當時我才是無知學生,所以看了《文學界》所載的特輯,對我太高度,不太明白意思。戰後,我重新翻了一部份就感到帶情的滑稽。所謂近代是大眾階級去比較‘物’之質量的精神,但這本書裡一點也沒有寫那個事。比較‘物’並看透其赤裸價值的精神,要以中世以前的精神來對待的話,實在是粗魯。這本書一點都沒有表現那種下流性,反而能感覺到中世貴族的高雅。
論文篇裡,下村寅太郎寫:“我們稱之為‘近代’,是由來於歐洲,至少今日急需超克的‘近代’不存在於之外”。而河上徹太郎在座談會篇裡道:“依我所見,從分析歐洲的十九世紀著手,果然我們受的是歐洲文明的教育…”,其闡述以其受到的教育為主。
如“哪怕擺了數十萬的三八式步兵槍,也打不過世界大戰”等等, 書上沒有以這種惡品性闡述近代。真是痛切高潔,有教養。
反過來,戰後的下流性對應著江戶的“近代”。徂徠也好,仲基、蟠桃或者龍馬也好,他們絕不能活在戰時,可卻能活在戰後。
明治國家盡情買的“近代”到底是甚麼東西,我想《超克近代》能給我們證明。
©2007 北京紅樓通信 譯者:吉田直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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